近日，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环境友好化学过程研究中心研究员徐愿坚等发明的“蒸汽热浸提处理污泥的方法”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专利号ZL201410468152.4）。       该发明提供了一种采用蒸汽处理城市污泥的新方法：首先将城市污泥盛放于物料框内并置于密闭反应釜的中部，然后对反应釜抽真空后从上部通入高温蒸汽，让蒸汽加热污泥，破碎细胞，溶出有机质，使富含有机质的浸提液在重力的作用下与污泥分离并汇集于反应釜底部。这样一来，浸提液可作为液体肥、土壤改良剂、污水处理厂反硝化碳源等利用，而残余污泥中有机质含量低，则可经简单脱水或自然风干后作为建材、土地回用或填埋等得到彻底处置。       该发明采用“蒸”代替传统水热处理“煮”的方法，实现污泥始终只与蒸汽接触，设备无需搅拌，单批次处理量大，处理效率高，可实现城市污泥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  

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各项环境标准，尤其在水环境领域更是密集，不少标准都在制定或修订中。然而，业内人士指出，作为标准的制定依据，水环境质量基准（以下简称“水质基准”）还缺乏植根于我国国情的持续研究，难以为标准制定提供有力支撑。   　　怎样才能科学划定水质基准？水质基准将如何与水质标准、排污许可证挂钩？对此，中国环科院环境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征涛表示，我国的水质基准应该建立在本土化环境生态与人体的特异性数据采集的基础上，科学制定我国的水质基准，进而为我国的水质标准、排污许可证的制定和发放以及总量减排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的水质标准指标限值长期主要照搬美欧等发达国家，由于缺乏我国特色的环境与生物试验基准数据，导致现行水质标准的科学准确性和实效精确性都可能存在问题   　　“我国的水质基准还处于缺位阶段，只有一点点填补上，才能为一系列环境监管措施、管理标准提供科学支撑。”刘征涛向记者表示，水质基准可谓是标准的标准。如果说国家和地方的水质标准好比市场中开展不同交易的秤，那么水质基准就是一台“公平秤”，所有开展交易的秤都需要由它来校准。   　　同时，水质基准是制定水环境监控标准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主要考虑自然生态系统特征并基于毒理学试验得出的科学推论。只有科学地制定准确的水质基准，再结合考虑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技术等因素，经过综合分析制定出的标准才能真正成为环境监管的“抓手”。   　　刘征涛介绍说，“然而，现实情况是，我国的水质标准指标限值长期主要照搬美欧等发达国家的限值，由于缺乏我国特色的环境与生物试验基准数据，即本土水质基准技术体系的科学支撑，因而导致现行水质标准的科学准确性和实效精确性都可能存在问题，继而可能影响已有的环境监管效果。”   　　记者了解到，美国早在1905年就开始了水质基准的民间研究，1968年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相应基准。2013年，美国已经确定的水质基准值共包括207项，其中160多项为化学优控污染物。相比于美国长达百年的研究和实践，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属“空白”。   　　刘征涛强调，如果要制定科学的水质基准，划准水环境“红线”，就需要保证基准的制定方法与技术科学适用，包括选取哪些本土生物和相关试验指标才有合理的代表性与可靠性，以及哪些化学污染物属于需政府优先管控的污染物等。   　　“比如每个国家的水环境生态系统可能不同，针对自己的特点，美国选取的本土基准最少水生动物为3门8科，欧盟至少需要3门5科；根据我国流域水环境具体情况，‘十二五’期间我国水环境基准研究相关课题组选取本土基准最少水生动物为3门6科，初步提出我国本土基准阈值4类20余项。”刘征涛表示，“同时，经过‘十一五’以来连续多年的努力，已基本研究构建了我国的流域水环境基准方法技术体系和相关水质基准研发试验平台，发行出版了《中国水环境基准绿皮书》等论著。”   　　他告诉记者，在2005年松花江硝基苯污染事件中发现，我国对硝基苯要求的水质标准限值远低于俄罗斯相关的环境标准限值。其原因就是我国水质基准照搬美国相关水质基准，没有植根于我国国情考虑。   　　“如美国水质基准主要用北美本土的虹鳟鱼、鲑鱼等冷水性咸—淡水回游鱼类且结合美国自然水体的水环境特征做相关的环境生态毒理学实验而获得有效的基准数据；而我国的本土鱼类以鲤鱼、鲫鱼、鲢鱼、草鱼等温水性淡水鱼类为代表，而且我国不同区域、流域自然水体的水质特征差异较大，可能导致过去我国参照制定的相关标准保护过度；实践中可能出现‘过保护’或‘缺保护’的现象。”他说。   　　先测算出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水环境基准值，再平衡各流域区域的技术、经济水平，出台管用的环境标准。超标部分进行总量控制和发放排污许可证   　　在去年的排污许可证制度国际研讨会上，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表示，环境保护部正在研究出台污染物排放许可制的实施方案，初步考虑用5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将排污许可制度建设成为固定点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在制定全国排放标准的基础上，如何因地制宜，将排放标准与排污许可证有效衔接，改善区域环境质量成为热点。   　　对此，刘征涛表示，考核环境质量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准与标准上，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估、排污许可证、总量控制、监测督查等管理制度。   　　“国外的先进理念叫做风险管理，经过对环境污染风险的系统化试验调查、技术推算、验证评估、督查管控等来科学判定环境风险，然后选择最优的方法来降低或消免环境风险，达到保护生态安全、提升环境质量的环境管控目标。”他说。   　　只有基准和标准制定科学准确，与之配套的环境监管才容易有效进行。“如果要制定科学的基准，必须以我国的水环境特征（温度、溶解氧、pH值、硬度等）为基础，选取有生态学代表性的本土生物进行实验和数据采集，测算出符合我国现实情况的水环境基准值，然后再平衡各流域区域的技术、经济水平，出台真正‘管用、好用’环境标准。根据标准限定值，超标部分进行总量控制，在这个总量分配过程中就需要排污许可证。”刘征涛说。   　　此外，刘征涛认为，我国水质标准的发展趋势将是逐步合理分区、分类、分级管理。如原有的地表水标准统一分为5级是由于历史原因，虽然起到一定作用，但长久以来也出现难以约束企业排污行为的问题。从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一般水质基准只有一级，企业如果踩到这条“红线”，环境监管将是零容忍。   　　“有人担心倒逼企业减排是否技术上可行，据我了解，使用怎样的处理技术主要是靠市场的调节行为，价廉物美的技术自然会成为主流。比如一些重金属治理技术在国外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比较成熟，并且起到良好的治污效果，环保部门主要是依据实际情况科学制定并监管好相关技术标准来引导相关产业的发展。”   　　中国基准要中国制造，水质基准最核心和最基础的数据应依据我国水生态环境特征、本土生物及人体特征参数，由我国自己采集分析   　　据了解，近几年，我国松花江、辽河、海河、黄河、长江等七大主要河流中月1/4的监测断面水质属于或低于地表水Ⅴ类水质，一些重要湖泊中约1/3的水质属于或低于地表水Ⅴ类水质。有些地区在实际环境管理中反映根据水质标准依然控制不住水环境恶化，其根本原因是水质标准本身制定存在问题。   　　对此，刘征涛表示，“中国基准要中国制造”，水质基准最核心和最基础的数据应依据我国水生态环境特征、本土生物及人体特征参数由我国自己采集分析，这里涉及大量的基础性工作需长期、稳定的保障机制来做。国外引进的基准值基本要经科学分析后参考使用，采用的环境标准显然会直接影响到环境管理效果。   　　“好比许多西药的剂量是依据西方人的身体特征条件由西方人开发研制的，一旦我们东方人直接参照服用，由于人体体质、代谢及环境等存在差异，可能导致用量不合适而不能发挥好药效。因此，要从我国流域水质特征、本土生态代表性生物等安全保护角度，实事求是地制修订好我国的水环境基准与标准阈值。”他说。   　　他还强调，基准研究工作是长期工作，不能单纯靠上项目搞运动式研究，科研项目在一定时间内一旦完工，相关需持续改进的工作就终止；而应建立长效可持续的环境基准、标准公益性研究工作机制。比如美国EPA（环保署）将基础研究和管理实践结合，专门设置机构研究环境基准，不断补充有效的环境基础试验数据。   　　从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平衡、安全角度来创新研究水环境的营养物基准或称水生态学基准，将比单纯研究水中的营养物氮、磷和藻类的直接关联更为科学   　　据了解，2005年松花江硝基苯污染事件及2007年太湖蓝藻污染事件暴露出我国在水环境基准技术体系研究方面的不足，因此需要系统地持续投入，不断加强环境基准的科学性创新性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新的方法和技术趋势也不断融入基准制定方法体系中。   　　刘征涛表示，太湖蓝藻污染事件发生后，传统观点认为是总磷、总氮超标造成蓝藻爆发并产生大量藻毒素，主要需控制住水中的氮、磷等营养物就可以避免水体蓝藻爆发。但是，现在的发展趋势更可以从水生态学角度来控制水体中营养物。   　　“从水生态系统食物链营养级水平如藻、溞、鱼的生态系统完整性的平衡、安全角度，创新研究水环境的营养物基准或称水生态学基准，将比单纯研究水中的营养物氮、磷和藻类的直接关联更为科学，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将可能更有效。”刘征涛说，“比如藻死后存在于底泥中，从水生态学系统完整性的角度看还会变成氮、磷返回到水中；底泥中的氮、磷对食物链上的鱼类、溞类也会造成影响。”   　　此外，由于物质不灭，营养物和污染物在一定条件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比如目前营养物基准主要研究氮、磷，它们并没有多少生物毒性，但在一定环境条件下容易使绿藻等浮游植物爆发式生长，这可导致鱼类等生物缺氧受害或有藻毒素产生。但是，河湖底泥中若不含重金属和有毒类有机化学污染物，仅包含氮、磷，将会是很好的肥料。”他说。  

地下水为人类提供着宝贵的水源，也是自然界水循环与水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有400余个城市以地下水为供水水源，有些城市地下水甚至成为唯一的供水水源。然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及工业的迅猛发展，矿产资源的开采、冶炼等环节，地下水重金属污染问题日益突显。重金属污染分布和特点问题，国内外有学者已进行相关研究。重金属污染与矿产资源的开采、冶炼密切相关，如在湖南、陕西、青海等矿石开采业较为发达的省份，部分地区地下水重金属超标严重。       地下水污染尤其是重金属污染的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但目前重金属污染评价及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壤、地表水与沉积物，关于地下水重金属污染的较少。地下水关乎人民健康，重金属污染事件一旦出现，其造成的危害无法估量，因此研究出针对地下水重金属污染治理的技术迫在眉睫。       本文将地下水重金属污染的修复技术分为异位修复技术和原位修复技术2大类。目前研究及应用中，地下水重金属污染的修复技术主要以原位修复为主，因此重点介绍了抽出-处理技术及几种原位修复技术，并结合实际工程应用，对各技术的优缺点进行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原位生物修复技术中，Geobacter和Shewanella等微生物在特定条件下课产生纳米线，可远距离传输电子，大大提高了降解效率。       1、污染现状       乔晓辉等对华北平原地下水重金属污染分布特征，研究区地下水PH为5.4-9.4，平均为7.721，Fe含量超标严重，平均高于GB5749-2006标准300μg/L;Se、Cr含量部分地区出现超标，超标率分布为3.54%和1.77%。张兆吉等的研究也发现，华北平原地区有7.6%的地下水遭受重金属污染，其中砷、铅等重金属呈点状分布;其中又以铅污染最为严重，砷含量普遍较高，浅层、深层地下水砷超标率分别达12.97%、5.12%。       张妍等研究黄河下游引黄灌区地下水重金属污染水平以及健康风险评价，调查鲁、豫两省11种重金属元素(Ba、Cd、Cr、Cu、Fe、Mn、Mo、Pb、Se和Zn)含量，其中Fe、Mn、Zn和Se出现超标现象，发现饮水和皮肤暴露途径中，Cr污染对个人年风险均影响最大，但低于最大可接受风险。       文冬光等对我国东部主要平原地区开展地下水质量与污染评价，发现重金属检出普遍，呈点污染特征，超标率0.2%-9.3%，其中砷、镉、铅超标率分别为9.3%、3.5%和1.5%。       地下水中重金属来源有多种途径，一是含有重金属的生活污水和未经处理的工矿废水，排放入河流，经过灌溉进入地下水而造成地下水环境污染，如金属电镀、采矿、化肥生产、电子电池生产，造纸以及农药的生产等;二是金属矿山开采与冶炼活动，大量岩石裸露地表，进入到矿区及周边地区的地表水体及地下水体含有大量重金属元素。       按照污染场地划分，地下水污染场地分为工业、市政、农业及特殊污染场地。其中重金属污染场地主要是含重金属的工业污废水排放污染场地、工业固体废弃物填埋污染堆放场地、矿产开采污染场地。目前修复技术主要针对的是工业类的污染场地修复。       重金属是一类典型的环境污染物，其相对原子质量在63.5-200.6，密度大于5.0，包括汞、镉、铅、铬和类金属砷等生物毒性显著的重元素，及锌、铜、钴、镍、锡等具有一定毒性的一般重金属。水中重金属以多种形式存在，主要有离子交换态、金属盐结合态、有机物结合态和残渣态等，其中以结合态、交换态的毒性最大，残存态的活性毒性最小，如甲基汞要比汞的其他形态毒性要强。       重金属不易被生物降解，可在身为体内富集，如重金属Cd元素是致癌物质，进入人体后能长时间滞留，在生物体内的半衰期长达20-40a。汞可与生物体内蛋白质中的巯基高度亲和，生成硫醇盐，进而抑制蛋白质的合成。Cd会导致骨矿密度降低，增加骨折发生机率，人体摄入过量会引起各器官一系列病变。       重金属元素本身的富集性及不可降解性，地下水的不断迁移和循环，以及含水介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多种因素造成地下水重金属污染具备如下特点：污染早期不易被觉察，污染范围难以圈定。       2、修复技术       国内外已对地下水重金属污染进行调研，并对典型重金属去除方法取得一定成果。如抽出-地表处理技术、植物修复技术等。目前治疗重金属地下水污染的途径主要有2种：1种是改变金属离子存在形态，使其变成单质或者化合物沉淀，增强其稳定性，降低其在环境中的迁移性;另1种是改变金属离子价态，大大降低其毒性。修复技术可分为异位修复技术和原位修复技术2大类。       2.1异位修复技术       地下水异位修复技术是将污染水体通过收集系统或者抽提系统转移到地面上，进行处理后使水体达到排放要求的技术。       针对重金属污染的修复，异位修复技术主要是抽出-地表处理技术(pump-and-treatmethod)，即在污染场地布置一定数量的抽水井，用水泵将受污染的地下水抽提至地上的处理设备进行处理，出水根据当地实际的地质情况进行排放，通常适用于处理高强度、突发性或污染晕埋藏深的场地。该技术处理周期短、效果好，但需要续的能量供给及定期的监测和维护，因此运行成本较高。       异位修复技术中，抽出-地表处理技术应用最为广泛，根据美国环保局的统计，在1982-2002年间，相对其他修复技术，其在工程应用上的使用比例高达68%。但有时可能会出现拖尾和反弹现象。       2.2原位修复技术       由于异位修复技术投资及运行成本较高，因此重金属污染的原位修复技术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原位修复技术指不破坏土体和地下水自然环境，对污染的地下水进行原地修复，该技术处理费用低、地表处理设施少、环境扰动性小，包括可渗透反应墙技术、原位电动修复技术、原位化学修复技术和原位生物修复技术。       2.2.1可渗透反应墙技术       1982年，美国环保局提出了可渗透反应墙技术(PermeableReactiveBarrier,PRB)。根据美国环保局(USEPA)的定义，“通过在地下安装活性材料墙体，将污染物羽状体加以拦截，在反应介质中经吸附、沉淀、降解等反应将污染物转化为环境能够接受的另一种形式，使得污染物最终含量达到国家规定的允许排放值”。       PRB技术中，活性材料决定反应时间和速度，并影响治理的效果和反应格栅所使用的时间。用于反应的充填介质包括零价铁、活性炭、磷灰石、泥炭、微生物、锯屑或其它物质。当污染羽较宽或者较深，会引起的墙体的尺寸过大，对此可先用低渗透性的隔断墙先引导地下水流，进而可采用更小的反应器替代反应墙，即“漏斗-通道系统(funnel-and-gatesystem)”。       PRB技术中反应介质起主要作用，因此必须具有以下特征：吸附降解能力较强，能长时间保持活性;在水力和矿化作用下保持稳定;处理污染物过程中没有有害物质产生;抗腐蚀性强。       PRB法可原位降解或者截留污染组分，不需抽出处理过程。单身在长期处理过程中，系统容易造成堵塞，因此需要对反应介质进行更新，从而保证其长期有效的作用。而且，PRB技术通常采用的是通过土体开挖和反应材料回填的办法进行施工，开挖深度一般在8m以内，超过8m施工费用较高，需采用其他如高压喷射等方法。德国与美国对这方面有较多的研究。此外，PRB的设计须根据污染物特征分析，地下土壤特性及地下水运行特性，因此在设计前，需要进行大量的前期调查及建立工作模型。       2.2.2原位电动修复技术       原位电动修复技术(Electromotionrepairingtechnique)是通过施加直流电压形成电场梯度，使污染物质在电场作用下迁移至电极两端，具体是各种形态的重金属污染物先转化为可溶态，然后在电场作用下通过离子迁移和电渗定向迁移出地下水。含水介质的土壤层更利于污染离子的迁移，因此该技术目前大多应用于含水介质的土壤层污染的原位修复上。       与其他修复技术相比，电动力学修复技术对地下水重金属污染处理发生在2个电极之间，污染修复目标性很强;金属离子移向电极两端而去除，不会引入新的污染物质。但需控制稳定合适的酸性环境，另外，活化极化、电阻极化和浓差极化的存在，可能会使电流降低。       电化学技术还可以强化地下水原位生物修复，利用电动力学效应加速污染环境中微生物运动，提高污染物的生物降解速率。       2.2.3原位化学修复技术       原位化学修复技术(In-situchemicalremediationtechnology)主要是利用氧化还原试剂与土壤及地下水中污染物反生反应从而降低污染物含量的一种原位修复技术。可分为原位化学氧化技术(InSituChemicalOxidation,ISCO)和原位化学还原技术(InSituChemicalReduction,ISCR)。       ISCO技术是采用一定方式将化学氧化剂投放地下，使重金属氧化为低毒、低移动性产物的修复技术。目前，二氧化氯、高锰酸钾、臭氧和Fenton试剂是4种最为常见的氧化剂。如在修复As3+污染地下水时，加入氧化剂可使As3+转化为毒性较低的As5+。另外，由于As3+的溶解度大于As5+，As3+转化为As5+可显著降低As在地下水中的迁移性。ISCO技术也可作为生物修复和自然生物降解的预处理。       ICSR技术是利用一些化学修复药剂的强还原性，通过还原、吸附、沉淀或隔离等作用，将地下水中重金属类物质还原为低价的稳态或单质形式，以达到降低其毒性和稳定性的目的。常用于地下水中的铬(VI)、砷(V)等重金属修复。       原位化学修复技术具有去除重金属效率高，投入成本相对较低，修复周期较短等优势。然而，如果地下水中伴有多种重金属污染，采用该法去除一种重金属污染时，可能会造成另外一种重金属污染。另外，氧化还原剂本身的健康与安全问题以及可能引起重金属迁移等问题也限制了原位化学修复技术的应用。       2.2.4原位生物修复技术       原位生物修复技术(In-situBioremediation)是指基本上不破坏原始地下水自然环境，利用地下水中原有的或者人工培养的具有特定功能的微生物群，原位降解地下水中污染物的技术。如污染场地土壤和地下水中往往分布着产碱菌属(Alcaligenes)、芽孢杆菌属等多种可以使铬酸盐和重铬酸盐还原的微生物，可将高毒性的Cr6+转化为低毒性的Cr3+。       利用趋磁细菌去除重金属污染也取得良好的效果，趋磁细菌能够吸收外界环境中的铁元素，并在体内形成具有磁性的铁化合物，在外界磁场的作用下，该菌能沿着磁力线的方向作定向移动，将趋磁细菌加入废水中，吸附完成后在磁场分离器中将其分离。研究结果表明该方法可将含Fe2+废水、Cr3+废水以及含Ni2+废水中的重金属离子去除95%以上。       对于含重金属的酸性矿井废水，利用自然界硫循环原理进行厌氧生物处理和原位修复技术，具备无二次污染，处理效率高等优势，其中利用硫酸盐还原菌进行修复备受关注。硫酸盐还原菌(SRB)能把硫酸盐、亚硫酸盐等硫氧化物以及元素硫还原成硫化氢。该菌降解重金属主要有4条途径：(1)厌氧条件下，SRB将SO42-异化还原为H2S，重金属离子与H2S结合生成金属硫化物沉淀;(2)SO42-转化为S2-的同时PH升高，进而利于重金属离子生成氢氧化物沉淀;(3)SRB产生的胞外聚合物吸附废水中的重金属离子;(4)SRB分解有机物生成CO2，部分重金属和CO32-反应生成不溶性的碳酸盐沉淀。              除SRB还原菌外，Charles等对比SRB和硒酸盐还原菌(Selenitereducingbacteria,SeRB)去除硒酸盐，以醋酸作为电子供体，发现降解途径为SRB将硒酸盐还原为硫化硒沉淀，SeRB将硒酸盐还原为硒单质，2者均能有效的将硒酸盐污染物去除。       自2005年，Reguera等发现胞外呼吸菌GeobactersulfurreducensDL1的菌毛具有导电性，并将这种生长在细胞周边的聚合蛋白微丝命名为“微生物纳米导线”(microbialnanowires),由此引发了关于微生物纳米导线的研究热潮。之后研究发现ShewanellaoneidensisMR-1、SynechocystisPCC6803、Pelotomaculumthermopropionicum类似的长十几微米的生物导线。在污染修复领域，Geobacter和Shewanella金属还原菌利用纳米导线电子传递机制，可远距离传输电子，使菌体摆脱了需要直接接触电子受体才能进行电子传递空间限制，提高了电子传递效率。如Geobacter可通过菌毛将电子从细胞内传递到胞外，将U(VI)还原成不溶性的U(VI)，并将U(VI)吸附在菌毛周围，形成不溶性的纳米粒。        除异位和原位修复技术外，还有监测天然衰减技术      (MonitoringNaturalAttenuationTechnology,MNA)MNA技术通过修复场地的自然衰减作用，使污染物的含量和总量得以减少，从而使特定地点的污染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污染修复。该技术具备生物修复技术的优点，但要求修复场地本身有较高的自然衰减能力。因此MNA技术适用于污染程度较轻、自然衰减能力较强的地区。       3、结语与展望       地下水重金属污染与人民群众健康密切相关，重金属具有不可生物降解、易于在生物体内富集以及生物毒性等特点，加上地下水地质条件的复杂性，造成地下水重金属污染修复更具危害性和隐蔽性。随着对修复技术研究的不断加深，目前各种修复技术已经成功运用于地下水污染治理。综合国内外研究进展，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地下水重金属污染防治以下思路：       (1)土壤和地下水密切相关，在土壤-地下水重金属污染迁移转化规律方面，根据迁移模型，可先修复土壤重金属，进而防止污染地下水体或减轻后续处理强度。       (2)除PRB技术和电化学修复技术已经商业化应用外，生物修复技术的研究目前多着重于实验室的模拟修复，在应用于实践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增强。注重筛选高效、降解特定重金属的微生物，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的实践应用。       (3)值得关注的是原位生物修复技术，在寻找降解特定重金属的微生物过程中，结合现代基因手段修饰Gsulfurreducens等产纳米导线的微生物，从而提高重金属污染修复效率。       现代修复技术应该是绿色意义的，完成地下水污染修复的同时，维护正常的地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同时，地下水污染修复影响因素较多，单一的修复技术都有各自的适用范围，因此，在实践过程中，联合物理、化学和生物修复的多种方法，高效、低能耗的实现修复目标。  

“‘十二五’期间，水利改革发展亮点纷呈，水资源管理成效显著。”水利部政法司副司长王治表示，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加快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转变，调整和完善水利发展布局与发展方式，统筹解决好水短缺、水灾害、水生态、水环境问题。       3月22日是第24届世界水日，联合国确定的主题是“Water and job”即水和就业。水利部确定今年我国的纪念世界水日和开展中国水周活动的主题是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推进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并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我国水利改革和水资源管理相关情况。        水短缺改善       “十二五”期间，31个省区市出台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意见、实施办法、考核办法等配套文件60余件，基本完成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顶层设计；各省区市全部建立了由政府主要负责同志负总责的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行政首长负责制，实现了管理责任制省市县三级政府全覆盖。据统计，2014年，全国用水总量为6095亿立方米，比上年减少近89亿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10年下降31.9%，降幅比上年扩大7.5个百分点；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为0.530，比上年提高0.007；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67.9%，比上年提高4.9%，4项考核指标均达到年度控制目标。       水灾害减少       “十二五”时期,实施了155条大江大河主要支流、独流入海河流和内陆河，以及4500多条中小河流重要河段治理，并在25个重点县启动实施了综合整治试点，完成治理河长近5万公里，使治理河段防洪能力得到显著提高，为2.44亿人和2.37亿亩农田提供了防洪安全保障。       如期完成5400座重点小（1）型、1.59万座重点小（2）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基本完成2.5万余座一般小（2）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开展了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列入规划的2597座大中型病险水闸中，已有531座主体工程开工建设、363座完成除险加固任务。基本建成2058个县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提高山洪灾害防御能力。       水生态修复       “十二五”期间，基本建立覆盖全国主要水体的水质监测网络，重要水功能区监测覆盖率达到80%以上，省界断面水质监测基本实现全覆盖。开展入河排污口登记普查和监督性监测，从源头控制污染物入河排放量。印发全国城市饮用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2014年，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的达到98.8%。开展了105个水生态文明城市试点建设，通过打通断头河、连通水系、调水补水、生态护岸、污染沟道综合治理等建设，增强区域水资源和水环境承载能力，城市河道逐步成为城市建设的新亮点、新地标。       水环境治理       “十二五”期间，水利部组织完成13个重要河湖健康评估和14个不同类型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试点，太湖水环境综合治理成效明显，塔里木河、黑河等流域生态系统得到初步修复。       “十二五”期间，建立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核准公布制度，公布175个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并修订供水人口20万以上重要饮用水水源地名录，加大对重要水源地核查和监督管理力度。完成全国城市饮用水源地饮水安全保障规划，切实强化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制定《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达标评估技术指南》，组织开展重要水源地安全保障达标建设。最新评价结果显示，全国重要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标准的达到98.8%，水源地安全保障水平、水质状况稳步提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对主要污水处理设备制造企业进行了技术改造，提高了制造能力和制造水平，城市污水处理设备生产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当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城市覆盖率进一步提高，为自动化水处理设备带来较好的市场机遇。与此同时，国内不少大中型企业结合产品结构的调整和资产的优化组合，把污水处理设备的开发、制造列入发展计划，并积极寻求项目和技术的支持。可以预见，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城市污水处理业和污水处理设备制造业必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污水处理设备必将在发展中担当起重任，杜绝污水的排放，不断促进我国各行各业的迅速发展。       目前，我国城市污水处理行业改革处于不断探索和深化的过程中。国家明确提出了对公用事业进行开放，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公共行业;同时，要求在垄断行业放宽市场准入，引入竞争机制。这为城市污水处理产业化发展带来了契机。       不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城市污水处理产业化发展的程度有所区别，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以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为代表。在大量投资建设的拉动下，该类城市的污水处理已进入产业化逐步完善期。管理部门对市场化的理解逐步深刻，不仅关注引资因素，更关注效率的核心目标;产业化相关政策陆续出台，政府监管已经基本到位;传统国营企业主体完成改制，企业竞争力明显提高。第二类是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地区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城市，大都出台了一些城市污水处理产业化、市场化发展的促进性政策，明确了发展方向;收费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资产和行业监管的角色正逐步理顺;呈现较好的竞争态势，逐渐成为投资的热点区域。第三类是内地省市在国债等国家财政支持政策的促进下，在国家污水处理产业化政策的要求下，被动或主动地都以文件的形式确认了产业化的发展方向，积极开展了引资为主要目标的产业化探索;污水收费初步建立，传统行业主体的改制滞后。

“云南作为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和生物多样性宝库，承担着维护区域、国家乃至国际生态安全的战略任务，又是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敏感地区。”3月10日，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环保厅厅长张纪华建议，“应将云南金沙江、南盘江、红河、澜沧江、伊洛瓦底江、怒江等6大水系流域纳入流域生态补偿范围，并在相关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和资金上给予扶持。”       张纪华代表表示，云南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禀赋，处于我国长江上游(金沙江)、珠江源头(南盘江)，也是红河、澜沧江、伊洛瓦底江、怒江等4条国际河流的发源地和上游地区，是世界10大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的东喜马拉雅地区的核心区域，拥有全国95%以上的生态系统类型和50%以上的动植物种类，生物物种及特有物种均居全国之首，是举世瞩目的生物资源基因库。而且水资源、矿产资源丰富，也是全国著名的旅游、养生度假、野外探险和科研考察的目的地。       “目前，流域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张纪华代表说，“这6大水系流域的人口多分布在山区、半山区，耕地少、土地产出率低，产业发展不足。由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丧失了一些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机会，同时由于地方财力薄弱，导致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欠账越来越多，未来解决扶贫脱贫和生态环境问题的任务越来越艰巨。 ”       此外，6大水系流域生态环境系统较脆弱，保护治理的任务艰巨 。“这6大水系流经境内外，地形遍布高山峡谷、地质构造复杂、气候类型的多样、地理环境特殊、生态系统较为脆弱。森林植被生态防护功能不足，生物多样性保护任务艰巨，局部水环境污染严重、治理难度大。”张纪华表示，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以及与周边国家国际合作交流的迅速增加，国际上对云南国际河流的生态环境保护日益关注。       “云南作为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和生物多样性宝库，承担着维护区域、国家乃至国际生态安全的战略任务;同时，又是生态环境比较脆弱敏感地区，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责任重大。"张纪华代表建议，"将云南金沙江、南盘江、红河、澜沧江、伊洛瓦底江、怒江等6大水系流域纳入流域生态补偿范围，并在相关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和资金上给予扶持。”